没有“去全球化”的迹象

　　许多人认为，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推动，世界正走向“去风险化”和“去全球化”的道路。最近特朗普的连任表明，美国正采取一种显然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所谓的全球领导者选择孤立主义路线，那么“去全球化”会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还是一场幻想？

　　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与最近的地缘政治发展混为一谈。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峰值，而全球供应链贸易则在2012年见顶。事实上，早在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之前，传统贸易的下降趋势就已显现。这并非因为特朗普的首任总统任期或地缘政治，而是由最新技术驱动的新型连接方式的发展所致。从“零部件”的跨境流动驱动全球价值链的繁荣，到“办公室”的流动——远程工作和服务贸易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供应链。

　　想象一下，过去三十年间，为组装一架波音飞机，约有400万个零部件跨越国界流动。这是过去的全球化故事。而现在，建筑公司可以随时雇佣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工作，或者中国工程师可以被全球企业聘用，而语言障碍不再是问题。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人力资源、会计、金融、物流、IT、设计和培训等服务，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易。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中介服务或企业对企业（B2B）服务目前已占GDP的30%-40%。但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任何地方的人来完成。

　　正如理查德?鲍德温所指出的，自1998年以来，服务贸易的价值增长了15倍，远远快于传统贸易的增长速度。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贸易的一半以上可能都将由服务构成。而这种转变的速度可能还会加快，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让无缝交流和翻译成为可能，使国界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事实表明，并没有所谓的“去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这一趋势并非任何总统能够逆转。技术的力量超越并压倒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任何对抗力量，就像它能够超越任何行政或党派政治一样。从长远来看，技术决定了生产力和全球经济的基本结构，而这种影响在未来将更加显着，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传统分工将变得更加模糊。即使美国重拾孤立主义，即使欧洲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政策，新兴技术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趋势依然无法阻挡。如今，数字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已经带动了服务贸易的繁荣。即便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成功（阿里巴巴、拼多多、Shein和抖音等）依然证明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低估技术的力量。

　　另一个误区是，我们往往高估了“去风险化”的实际进展。事实上，大部分贸易只是被重新分流（通过墨西哥和越南回流到美国）。例如，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6倍以上，而中国与越南的贸易额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8倍以上。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越多，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也随之增加。因此，尽管美中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有所削弱，但间接贸易联系却在增加。这一过程抬高了贸易成本，降低了效率。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美国贸易伙伴施加关税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引发报复性关税,降低投资,从而放缓美国经济增速。

　　与此同时，美国如果拒绝在最新技术领域（尤其是电动车和绿色技术）中参与国际竞争,与中国合作,不仅会延缓自身的绿色转型，损害其在这一全球最重要跨国议题上的信誉，还会减少对美国国内企业创新的压力，并降低国内消费者采用新技术的意愿。美国是最大的电动汽车进口国, 对其加征关税只会迫使消费者承担更高的费用。对于美国来说,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特朗普的“去中国化”战略能奏效吗？“去全球化”和“远离中国去风险化”依然是幻想。尽管“脱钩”的讨论此起彼伏，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比例（包括直接和间接）却持续上升。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少，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七国集团（G7）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自2000年以来，它们对中国供应链贸易的依赖程度已增加了4到5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已超过全球其他九大制造国的总和，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工业规模下，想要“本地化”这些产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国在制造贸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带来了值得注意的警示。首先，现实是，这种规模让其他国家难以通过制造业实现繁荣。这种局面可能在西方经济圈之外也引发国际紧张局势。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对中国更是如此。其次，全球经济的需求重心正逐渐转向服务领域。在这一方面，至少目前来看，中国并不像在制造业中那样占据压倒性优势。中国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为6.2%，而印度为5%。相比之下，服务贸易的主体仍是发达国家，而在制造业中，它们的全球份额已从1999年的66%降至如今的37%。随着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快速变化，中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核心的部分，取决于它自身能否适应新的现实。

　　具体而言，这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特朗普政府放弃全球领导角色之际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能否在美国拒绝与欧洲合作之时，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并尽可能强化其他合作关系；还取决于中国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能否推动“远程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应用。在全球实力版图（技术、政治、地缘政治和人口结构等）剧烈变化之际，关键在于抓住机遇。为此，中国需要保持开放与联通，并在发达世界许多国家拒绝甚至畏惧竞争时，主动拥抱竞争，发挥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