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降温：美国政府裁员影响初现

　　政府裁员和罢工因素拉低就业，美国劳动力市场仍在放缓的轨道上。美国2月新增非农就业15.1万人，略不及市场预期的17.0万人。此前11月与12月的数据合计下修2000人，带动三个月移动平均下降至20.0万人。分行业看，政府方面，伴随着政府效率部门（DOGE）引导下的裁员行动，联邦政府就业减少1.0万人，州与地方政府就业则继续增加（+2.1万人）。私人部门方面，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7.3万人）、交运仓储（+1.8万人）、金融（+2.1万人）。建筑（+1.9万人）和制造业（+1.0万人）就业有所增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特朗普保护主义倾向之下企业加大在美国本土扩张有关。但部分此前快速吸纳劳动力的行业或已趋于供需饱和。休闲住宿（-1.6万人）和临时支持服务（-1.2万人）就业均有所回落。零售业就业减少6000人，但劳工部报告显示这或与罢工活动有关[1]。目前相关罢工谈判已达成临时性共识，我们预计未来或会反弹[2]。

　　此外，2月失业率从4.0%反弹至4.1%，与裁员相关的永久性失业略微上升，重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者也有所增加。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参与率有所回落，主要集中在55岁以上的人群，25-54岁人群劳动参与率维持不变，这可能与政府裁员与“延期离职计划”刺激提前退休人数增加有关[3]。时薪增速环比回落至0.3%，同比回落至4.0%，或反映严冬与山火扰动对于劳动者工时的影响已趋于平息。

　　向前看，由于就业是滞后指标，我们或将在未来数月进一步看到政府削减支出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首先，统计存在延迟，2月非农报告并未充分反映最新政府裁员的影响。此次非农调查统计期是在2月10至16日，但政府大规模裁员是2月14日才开始逐步加码落地，这也意味着二月下半月的裁员情况目前或未被计入统计[4]。根据挑战者数据，2月有6.2万联邦雇员被裁员解雇，导致全行业加总的单月裁员人数上升至疫情冲击以来的最高水平[5]。另外，此前接收到邮件的200万联邦雇员中已约有7.5万名联邦工作人员接受了“延期辞职”买断方案，这部分人群仍会在9月30日前持续接受来自于政府发放的工资款，不会被直接计入在2月的非农就业萎缩中，但可能会对未来某个月的政府就业造成扰动。

　　其次，政府削减开支的影响可能会扩散至非政府部门，即具有“乘数效应”。DOGE除了直接裁撤联邦雇员以外，还对各类政府拨款进行审查和削减，此前承诺的一些政府合作项目也被取消，这将带来外溢效应[6]。Brookings的研究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每增加1名正式员工，通常对应着3名政府合同工和拨款资助的就业。反过来，政府每裁减1人，可能有另外3人也面临失业风险[7]。微观上我们也已经能看到一些案例。例如，最近斯坦福大学发文称，由于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可能大幅削减研究资金，以及国会提出的增加当前捐赠基金税的提议，未来大学预算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将冻结员工职位招聘[8]。

　　第三，被裁的人需要“再就业”，这将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未来找工作或越来越难。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许多是以知识型岗位为主的白领从业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他们的再就业或将面临挑战。此外，相关白领工作如专业商业服务、信息业就业已趋于饱和，未来这部分政府“下岗员工”能否被及时吸收，仍有待观察。如果其他行业无法很快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那么将导致结构性失业，增加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的风险。2月非农报告显示，尽管U-3失业率只小幅上升至4.1%，但U-6失业率（包括了因经济原因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上升至8.0%，为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一现象可能表明全职工作目前并不好找，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我们重申此前观点，在关税和政府削减支出的背景下，应关注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我们在2月24日的报告《关注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中明确指出，关税的不确定性，政府支出削减的紧缩效应，以及持续的高利率环境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逆风因素，这些将抑制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往前看，由于特朗普称将在4月2日推出“对等关税”，关税不确定性仍将存在（参考报告《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内容及影响》）。但特朗普最近表示希望DOGE的裁员方式更像“手术刀”而非“斧头”[9]，这可能会使未来的裁员力度有所减弱。利率方面，美联储因担心关税推高通胀而不得不“被迫谨慎”，这使得短期内降息预期很难兑现。总体来看，我们认为逆风因素仍未消散，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友好型政策（如减税、放松监管和降息），我们对美国经济仍持谨慎态度。